[提要] 近年来，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迅速崛起，日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就业的动机已由主要追求收入，转向追求收入与追求发展机会及城市生活方式并重。 随着进城农民规模的扩大，…
近年来，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迅速崛起，日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就业的动机已由主要追求收入，转向追求收入与追求发展机会及城市生活方式并重。随着进城农民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农民工举家进城的增加，进城农民已越来越多地“嵌入”城市的生产、生活。农民进城不仅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还直接推动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变革。
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城乡协调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推进，进城农民工越来越多，且以青壮年等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为主，由此容易给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经济农业化、农业经济副业化、农业劳动力老弱化、村庄发展空心化；二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现实来看，农村经济农业化、农业经济副业化、农业劳动力老弱化和村庄发展空心化，容易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萧条、衰败甚至萎缩，容易损害农业的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甚至会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加大发展现代农业的难度。因此，许多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甚至在工业化、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后，都把促进农村经济的多样化，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以抑制农业农村经济的萧条或衰败。
如欧盟“2007～2013年农村发展政策”，作为2004年通过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具体行动方案，特别重视实施农业结构调整以提高农业的竞争性，重视推进农村经济的多样性和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在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美国，农村工业、建筑业和农村文化旅游、农村公用服务产业的发展，对于活跃农村经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则会直接影响到农村民生状况的改善，容易弱化农村的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甚至自生能力，导致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迫切性迅速增加。很多人经常说，为了更好地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当前要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因为近年来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在迅速扩大。这种说法固然是对的，但仅仅强调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当前要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还是因为随着农民工的大量进城，农村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甚至自生能力容易相对弱化。
农民工问题成为影响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质量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增的农民工大约在600万人左右。到2010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达1.57亿人。随着进城农民群体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农民工举家进城的增加，进城农民已越来越多地“嵌入”城市的生产、生活。
农民进城不仅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还直接推动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变革。不管城市政府和城市原居民承认不承认，进城农民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城市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城市发展中不得不正视的一股重要力量。作为城市新的产业工人，作为准市民乃至新市民，城市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和培训制度，甚至住房制度，必然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影响到进城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机会、发展权益。进城农民工行为方式的变化，也在“日益为甚”地影响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乃至发展机会。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民的市民化！随着农民工进城规模的扩大，农民工出于自我保护和追求发展的需要，对融入城市社会网络的需求迅速增长。但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网络的过程，往往是痛苦、希望和摩擦交织的过程，也是在融合与反融合不断反复、波浪式推进的过程中，对城市既有社会网络不断渗透和改造的过程。如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数进城农民工仍处于对城市社会网络进不得、对农村社会网络退不得的边缘地位，就容易出现农民工既“忌恨”城市又“厌恶”农村的局面。对这一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将原先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移植”到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内部原居民与农民工之间新的二元结构，形成二者之间在收入和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更大反差，由此更容易带来矛盾、对立和冲突，甚至更可能对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谐形成“撕裂性”的破坏作用，妨碍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相对于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内部原居民和农民工之间在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较大反差，往往表现得更直接，更容易感知。它实际上属于城市老居民与新移民的矛盾。从国际经验来看，移民利益的边缘化，容易成为许多重大社会不和谐事件的导火索。
近年来，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迅速崛起，日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对于以50后、60后甚至70后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工，这些新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智力和身体素质较好；他们进城就业的动机已由主要追求收入，转向追求收入与追求发展机会及城市生活方式并重；他们对平等的要求明显提高，对公平正义的反应更加敏感，对面向自己的身份歧视也由麻木转向抗争。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还有越来越多的一部分是在城市出生和长大的，基本没有在农村长期生活的经历，农村甚至只是他们逢年过节“走亲戚”的地方。这些“二代农民工”与由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农民工，虽然同属新生代农民工，但在行为方式上已有根本区别。他们如果不能融入城市，也不可能回到农村，只能成为城市的“游民”，容易转化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为了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更为重要和迫切！这就要求加强面向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民工延伸，推进农民工与城市原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借此，促进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实现由“落地”到“生根”的转变。否则，就很难避免不少农民工进城“带着希望来、抱着失望生”；就容易导致农民工“漂浮”在城市内部甚至城乡之间，加剧社会运行的不稳定性。在此背景下，政府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很难切实落到实处；坚持科学发展观也容易成为空话。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1995～2009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5个百分点。为了巩固前期城市化的成果，“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应该进入数量与质量并重、质量适度优先的阶段，要把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更好地发挥城市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作为提高城市化质量的主线，让农民（包括农民工）更好地参与城市化过程，分享城市化成果。
农民工问题折射出惠及农民工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滞后
从长期来看，农民工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形成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农民工培训如果长期得不到切实重视，培训效果如果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新型工业化、健康城市化的推进，将难以获得足够的、素质优良的产业工人和新市民，提高农民工待遇并改善其生活条件，甚至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均容易落空。农民工问题如果得不到全方位重视，就容易因为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导致农民工未来的养老和病患陪护问题越来越难以依靠家庭解决，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一是农民工工资水平长期偏低，社会保障水平更为落后；二是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发展处于边缘地位，导致其成年后的劳动力素质和工资水平仍然偏低；三是农村留守儿童仍然以隔代看护和养育为主，导致农民工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和家庭观念淡薄。
分析可见，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利于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防止农产品供求严重失衡影响民生；有利于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改善面向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和农民工市民化，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创造条件。此外，着力解决好农民工问题，还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扭转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
近年来，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务工经商收入越来越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以2009年为例，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较上年增长8.2%；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2061元，较上年增长11.2%，快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对全年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达52.9%。因此，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着力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效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